周志文:在幽微角落谛视人生

  或许是因为个性孤凉,不善交际,写了多本书,而且都很不错,却没有什么名气。我说的这个人是台大中文系退休教授周志文先生。最近,他的《记忆之塔》《家族合照》分别由北京三联书店、广西师大出版社出版,加上之前在山东画报社付梓的《同学少年》,构成了这个“老灵魂”的回忆三部曲。

  《记忆之塔》写的是周志文先生二十岁之后的台湾经验,所谓爱之深责之切,书中对台湾的教育与社会做了很严厉的批评,火力十足,完全颠覆了学院派散文温柔敦厚的传统。有朋友读后评价,书是好书,惜怨气过重。我反而觉得周先生针砭时弊,襟怀坦荡。

  《家族合照》涉及家庭内外,个人隐私的成分比较多,亲情带来的创伤比较重,整体氛围尤显压抑和悲哀。

  周志文1942年生于湖南辰溪,就是沈从文笔下那个山明水秀的湘西,但他的故乡无疑是台湾东北部的一个小镇,因为他从童年经少年到青年都住在那里。乱离岁月,他不到四岁就失去了父亲,依附军眷身份的姐姐到了宜兰乡下,也就是后来人们常说的眷村。但周志文的身份比较尴尬,他并不是登记在案的眷村居民,而是一个“黑户”。

  不只如此,他的家庭也很复杂。在《家族合照》中,周志文告诉我们,他身份证上的籍贯是从母而来,而不是通常情况下那样随父——多年之后,他才对亲生父亲略有了解。母亲有两次婚姻,生了十个子女,结果只保住了五个,而周志文是唯一的男孩,加上幼年失怙,所以他从小是在女性的环境中长大的。这对他的性格养成自然会产生相当大的影响。比这更大的“孽缘”是,大姐、二姐是母亲跟她第一任丈夫生的,而三姐、“我”及妹妹是同父母所生,然而“我”与她们数十年来的关系却是若即若离。大姐生性善良,两度结缡,一生坎坷,从来没有过过舒泰安适的生活,几乎是母亲身世的翻版。二姐天生外向,活泼大方,有着花样的年华,月样的精神,冰雪样的聪明,奈何时世艰难,终老之际罹患失心疯,令人不胜欷嘘。在这样零落的家庭背景下,周志文养成了离群索居的习惯,常常自陷孤独,有时会自伤自毁,敏感、敏锐由此而生。

  这种“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处境,紧张的人际关系,以及由此造成的疏离与孤独,给周志文带来的一个好处是,他可以,也习惯在幽暗的角落,以卑微的身份,在众声喧哗中静静观察、默默体悟。还是张瑞芬教授说得好,“这种 浮生 哲学与艺术家思维,取镜异常低调,叙述极其耐心,像小津安二郎或侯孝贤的电影,榻榻米一角电风扇沉默地吹着,时间如同静止了一般。”于是,在周志文的笔下,他们那一代人的童年特别漫长。由于这种冷眼旁观的态度,太平山林场附近的眷村也因此蒙上了一层灰败的阴影,使得他的回忆别有一番风味。

  《家族合照》涉及家庭内外,个人隐私的成分比较多,亲情带来的创伤比较重,整体氛围尤显压抑和悲哀。相较之下,《同学少年》虽然也是灰色调的,但背景苍茫,雾霭氤氲,“完全像梦境一般的迷离”,散发出一抹淡淡的乡愁,是惆怅、忧伤和寂寥。这本书写的是“一个外省小孩在台湾乡下的成长史,见证了时代的多义性与一个成人 内在的小孩 (innerchild)”。应该还是性情孤僻寥落的关系,对他人来说一个微小的举动,可能会在少年周志文的内心勾起阵阵涟漪,甚至激烈的震荡。所以他才颇有感触地说:“不经意的事反而重要,一件事看起来很短又无声,但不应忽略,也许就是一个人一生呢。”《同学少年》中的不少记忆碎片,就是这种情怀的流露。

  周先生是古典乐迷,这三本回忆性质的书中就有不同篇幅的体现。我们不妨以此为例,梳理一下他记忆中的乐声,借此体察他的幽人性情。周志文大概是天生喜欢音乐,但他的家庭毫无音乐成分,只能在收音机、同学家里聆听。《遥远的音符》一文谈及贝多芬的《命运》交响曲给他带来的震撼,开首那三长一短,三长一短,然后高低音像回音似的相互应答,终于形成沛然莫之能御的音乐洪流,生命之帆由此昂扬奋发。周志文表示,这首交响曲对他影响很大,而这得感谢同班同学陈启智无意中的引领。《散落与连结》讲了三个跟音乐有关的小故事。其一是幼年听黄自的《天伦歌》,其二是在高中学长目屎阿欉家里听《特里斯坦与伊索尔德》里的管弦乐合奏《爱之歌》,其三是上学路上和着雨声倾听基督教长老会教堂牧师娘客厅里传来的《天方夜谭》组曲。这些聆乐经验零散且不成系统,但就此在他的脑海深深扎根,大浪淘沙之后“所幸那些音乐依旧存在”。

  由此一瞬而得享永久。周先生在《空山松子落》里深自喟叹:“我的这群同学都是台湾社会芸芸众生中的一部分,一生平凡,默默无闻,很少有特殊成就,他们存在于世,有点像深谷中的花开花落,无人关怀,无人知晓,但对那棵寂寞的花而言,那短暂的开落却是它真实的一生。”可告慰的是,尽管同学少年多微贱,不论物是人非还是物非人亦非,终究会因这吉光片羽而留存而闪耀。

  1961年,周志文考上了东吴大学中文系。能够走出山野,驰骋学海,这时的周志文“对未来充满了意志与憧憬”。

  用作者自己的话说,《记忆之塔》写的是他二十岁之后的台湾经验,自然会涵盖台湾社会转型期的诸多变化。所谓爱之深责之切,书中对台湾的教育与社会做了很严厉的批评,火力十足,完全颠覆了学院派散文温柔敦厚的传统。有朋友读后评价,书是好书,惜怨气过重。我却不这么看,反而觉得周先生针砭时弊、襟怀坦荡。

  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周先生自己坦承的心路历程。中学时代被孟子那种刚正奇倔的气息所染,成天想做一个顶天立地的汉子。高一初读胡适时,五雷轰顶般的震撼,加上当时在学校耳闻目睹的丑闻,感觉胡适所言切中肯綮:中国社会是一个虚伪的、充满骗局的社会,骈文、八股、小脚、太监、姨太太、贞节牌坊等,都是“罪孽深重的老祖宗”留下来的遗产。然而,随着阅历的积累、思考的深入,周志文发觉晚年胡适整天周旋在“中研院”迎来送往的酬酢之间、青年时期那种直陈腐败、意气风发的胡适之体再也看不见了。

  到了外双溪,周志文感到大学的实际情况跟“养天地正气,法古今完人”的校训简直有天渊之别,课程乌七八糟,校园乌烟瘴气,根本不像一所大学。面对这副光怪陆离的场景,当时学界流行的存在主义自然而然进入了周志文的视野。而且,萨特与加缪的文学在他身上发生了奇异的救赎的效果。

  回首大学岁月,周志文说:“我在东吴读了四年,我一直记得东吴的事是因为我在那儿所受的伤很重,当然我后来摆脱了那些痛苦,但那些受伤的记忆一直在心中挥之不去。”就这样,带着受伤的记忆,1965年周志文从大学毕业,随即入伍服兵役。次年退伍,到桃园的一所天主教中学任教。周志文在振兴中学服务了八年,遇到过几个有趣的人,比如范神父、沙究、老秦,他们的人生际遇都不算太好。而人生入戏,戏如人生,周志文后来深情款款地说,他们在人生的某个时刻,曾契入他的生活,他们的死,代表他一生的那个部分算是过去了。

  时光年轮转到了1974年。他考取了台大中文系,得以亲炙郑因百(骞)、台静农、屈翼鹏(万里)等大师的教诲,先后获得硕士、博士学位。台大学术空气比较浓,环境宽大,周志文收获不菲。

  1981年寒假是他生命中最为重要的一个转折点。通过了台大的博士考试,但未能拿到台大的全职,他开始跌入繁复的思考之中——辛辛苦苦读学位,到底是为了什么?孔子说:“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为人之学不免要誉于众,其实都是在追求世俗的浮光掠影。在这种纠结反省期间,周志文于1982年春季拿到了淡江大学的教职,开始了十年的淡江生涯。后来他移席台大,教了十五年书,直到退休。

  这看似顺遂的人生,其实也是波折起伏。“三十年目睹之怪现状”,林林总总,既有闻人轶事、学界掌故,也有他数十载人世历练的反思与省察。要看小道八卦的,可以读《蒋经国的后人》;想了解战争对台湾社会影响的,可以细读《战争进行中》;渴望欣赏学林风景的,可以亲近《台大师长》;留心台湾新闻媒体演变的,可以从《报业》开始思考。文字不咸不淡,神情亦庄亦谐,周志文还是那个周志文,坚持他的独孤美学,坚守他的边缘逻辑,坚定地同情幽微角落的弱者。

  权且抄一段话,以为本文结尾:“什么是一个真正的文化人?尤其在我们地时代。他必须认真地选择自己的价值,选定后就朝着这个方向走,所谓 虽千万人,吾往矣 ”。恍惚之间,我心头冒出一条人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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